托爾斯泰：向死而在的意義就是，幸福在自己心中丨景凱旋讀經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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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輯 : 日志大全
發布 : 05-0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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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爾斯泰作品的底色是人道主義，這也是十九世紀俄羅斯文學的重要特征，這一特征是如此明顯，以至于可以將其主題歸結為一句話：人應當怎么活著。按照十九世紀的標準，同樣是道德教誨，作家之間的高下，便是看誰能將故事寫得像生活本身一樣真實。這方面，托爾斯泰顯然是無出其右的。在中篇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中，作家寫了死亡這個題目，沒有任何枝蔓，沒有戲劇性情節，只是娓娓道來，竟讓熟諳小說技巧的莫泊桑讀了之后，感嘆自己的全部作品毫無價值。讓莫泊桑感嘆不已的當然是作品的主題，它從生與死的角度，揭開了被日常生活遮蔽的一面。寫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的時候，托爾斯泰已經完成《戰爭與和平》和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，此后有九年時間，作家在盛名之下卻陷入一切都是虛空的苦惱。自從現代將人這一主體變成一切的基礎時，幸福的標準就已經完全改變，要在這個世上索取盡可能多的東西。這部中篇小說便是繼他的《懺悔錄》之后的思考，借小說人物伊里奇的死表明，人的真正生命不在肉體，而在精神。列夫·托爾斯泰（1828—1910）俄國偉大的批判現實主義作家、思想家。其作品包括文學、宗教、哲學、美學、政論等著作，對世界文學產生了巨大影響。代表作有《戰爭與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《復活》等。撰文 景凱旋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”小說的開頭是倒敘，高級法官伊凡·伊里奇生病死了，死時才四十五歲，他的同僚們聽到這消息，在法院辦公室里議論紛紛。托爾斯泰采用對話與心理描寫交替出現的方式，順便把下面將要出場的主要人物帶出來，如伊里奇的同學好友彼得·伊凡諾維奇。大家簡單聊起伊里奇的病，他家里的情形，而人們心里最關心的是，伊里奇空出的位置會如何安排？自己有沒有機會升遷？伊凡諾維奇也想到，可以借機將自己的內弟調回彼得堡了。每個人心里都感到快慰：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。”這個開篇場景頓時將死者置于一個孤立的位置。“死的是他，而不是我”這句心理描寫雖然殘忍，卻十分真實。說到底，同事之間的關系就是利害關系。對待熟人的去世，人們往往就是這樣想的：“哦，他死了，但是我還活著。”只不過這種想法藏得很深，不會輕易表露出來，人的表面和內心是兩回事，只有托爾斯泰能洞悉人的內心且敢于寫出這一點。每個大作家似乎都對某種人性缺陷深惡痛絕，司湯達憎惡的是平庸，福樓拜憎惡的是愚蠢，而托爾斯泰憎惡的則是虛偽。電影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（1985）海報。出于人情禮節，伊里奇的同僚不得不犧牲當晚的娛樂安排，前往他家吊唁。伊凡諾維奇不知道這種場合該怎么做，向遺體劃十字時要不要鞠躬。在他眼里，死者的遺容顯得比生前更好看，更威嚴，仿佛是在譴責生者。伊里奇的妻子出來請他去內室交談。她一邊掏出手絹哭泣，一邊吩咐管家處理事務。托爾斯泰這樣描寫他們之間的談話：“‘樣樣事情都得我自己操心，’她對正在翻閱桌上的照相冊的彼得·伊凡諾維奇說。注意到他的煙灰快要掉到桌子上了，她就馬上把一個煙灰碟子遞過去。”在托爾斯泰的所有小說中，像這樣出色的人物細節描寫數不勝數。伊里奇的妻子既要表示不勝悲痛，又要時時注意場面，這完全符合一個上層婦女的做派。她訴說伊里奇臨終時的痛苦，然后才道出她真正關心的事。她其實很清楚丈夫去世后能有多少撫恤金，她想知道的是，還能不能多得到一點。當她知道這事很難辦到時，隨即就失去了談話的興趣。伊凡諾維奇如釋重負，告辭后便趕往另一家去打牌。仆人蓋拉西姆送他出門，對他順口說的安慰話回答道：我們大家遲早都要走這條路的。在托爾斯泰筆下，對于人的必死性，底層人往往表現得更坦然，而上流社會的人卻極力回避，拒絕承認死亡也會降臨到自己身上。這種自我欺騙在托爾斯泰看來乃是最大的虛偽，在活著之外，他們沒有任何更高的目的。托爾斯泰的青年、壯年和老年時期。人應當怎么活著？伊凡·伊里奇的一生是平淡無奇的，因而也是最可怕的。他出生在貴族家庭，從小就獲得大家喜愛，聰明、優雅、活潑、隨和，成績很好，舉止得當。他不是阿諛逢迎的人，但善于處世，他很清楚自己此生應達到什么目的，那就是一步步爬上高位，老來領很高的退休金。畢業后他在外省得到一個官職，他忠于職守，廉潔奉公，偶爾也會參與官場胡鬧，但他的隨和與風趣處處能得到上司歡心，贏得大家的尊敬。此后，他被調到另一個省里，擔任預審法官，開始重新建立社會關系。他的職位越高，越是平易近人。知道自己手握大權，又不濫用權力，是件令人愉快的事。總之，他很善于交際，是一個堪稱模范的官員，正是在這個新地方，他結束了單身生活，結了婚，因為大家都認為他應當結婚了。但是，這場婚姻很快就令他感到失望，妻子懷孕后脾氣變壞了，常常不顧體面，大吵大鬧，他把全部心思都轉移到公務中，婚姻在他就是一個方便，尤其是可以滿足社會的要求。他的職務越來越高，事業也越來越成功，讓他覺得生活畢竟是滿意和正當的。這期間他又調到另一個省做檢察官，薪水增加了，生活費用也更大了。夫妻間偶爾的和解成為暫時停留的小島，但更多是冷漠。在同學彼得·伊凡諾維奇的推薦下，他調到彼得堡，在司法部擔任了一個高級職務。在布置新家時，他不慎從梯子上摔下來，但很快就過去了，一切又都順順當當，變得輕松、愉快。多年后重讀這篇小說，我發現托爾斯泰在這里已埋下伏筆。接下來，伊里奇先是感到腰部不適，嘴里有股怪味。他的脾氣也變壞了，夫妻吵架成了家常便飯。妻子發現丈夫脾氣壞是由于身體不適，于是自悲自憐，更加恨她的丈夫。伊里奇感覺自己情況不妙，醫生看著他的神情，就像他在法庭上看著嫌疑犯。電影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（1985）劇照。周圍的人都不理解他，仍然照常生活，這讓他痛心萬分。他變得愈加狂怒，家人整天忙著拜客，她們的關心在他眼里全是虛假，心里都在怪他添了麻煩。就連同事的善意玩笑也讓他產生猜疑，他們似乎都在等他空出位置。他獨自站在深淵邊上，沒人了解他，憐惜他。內弟上門看見他時的發楞，更讓他驚恐萬分，知道再也無法欺騙自己：他已經病得很重了。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想到死亡。他極力抗拒死的念頭，認為他人的死都是自然的，而他自己的死卻是不自然、不真實的。托爾斯泰詳細地描寫伊里奇的心理，伊里奇試圖做點別的事，以便忘記疾病，但病痛總會不時發作。現在，所有人都希望得到解脫，只有仆人蓋拉西姆平靜地侍候他，扶他起來吃飯，整個晚上讓他把腳擱在自己的肩頭，好讓他減輕一點痛苦。生病的人常常恨他人活得健康快樂，但蓋拉西姆的健壯身體卻沒有讓伊里奇反感，別人都在欺騙他，只有蓋拉西姆憐憫他，毫不勉強地幫助他，并且認為死亡是很自然的，沒有必要掩飾事實。當伊里奇對他表示感謝時，他直截了當地對伊里奇說：“我們大家都會死的，這一點點麻煩，我有什么可說的？”為什么人們往往會覺得，對一個快死的人說安慰話是很困難的事？這是因為，當你在安慰他人時，不是像蓋拉西姆那樣，把自己包括進去，而是仿佛自己是個例外。這也是伊里奇從前看到他人不幸時的想法。所以，他對妻子的責難是不公平的。當伊里奇滿含希望地看著大夫離去，目光是那樣凄惋時，妻子忍不住哭了。繼續活著的人畢竟還要活下去，他看到妻子穿著晚禮服出門，說是要去劇院看戲，“她豐滿的胸部由于戴了胸罩而高高聳起，臉上搽了脂粉。”又惹得他生起氣來。當所有人都不在房間里時，伊里奇忍不住抽泣起來。畢竟面對死亡，每個人都是絕對孤獨的，無人可以代替，最親的人也不會陪著你去死，這是人生最可怕的地方。“他哭他的孤立無援，哭他那可怕的孤獨，哭人心的狠毒，哭上帝的殘酷，還哭上帝根本就不存在。”請注意，在這篇小說里，托爾斯泰將伊里奇寫成是一個受過現代教育的理性主義者，作家想必也讀過拉羅什福科的《道德箴言錄》，這位十七世紀的法國啟蒙思想家認為，死是一種惡，對它的蔑視是不真實的，理性至多能暫時轉移我們對死亡的注意力，但理性太軟弱了，反而會向我們揭示死亡的全部可怕和恐怖。無論高貴還是卑賤，人人最后的結局都一樣，終歸于塵土。這就是理性之所以無法解決人活著的意義，尤其是生死觀的原因。西方歷史上許多著名人物在臨終時，往往把死亡看成是一個單純的終結。蘇格拉底在最后時刻說：“我去死，你們去活。這兩條路哪一條比較好，誰也不清楚。”哈姆萊特對好友說：“留在這一個冷酷的人間，替我傳述我的故事吧。”堂吉訶德則對周圍人說：“我自己覺得死就在眼前了，希望到時心地明白，人家不至于說我糊涂一輩子，死也是個瘋子。”蘇格拉底是個理性主義者，哈姆萊特和堂吉訶德代表了文藝復興時期人的覺醒，他們都對終極問題不予回答，托爾斯泰則想通過死亡來透視生命的真相。所以，托樂斯泰沒有進一步探討死亡，而是轉而討論人應當怎么活著。直到此刻，作家都是在描寫伊里奇病后的心理活動，現在情節發展需要一個轉折，一個啟示，讓靈魂之光照耀進小說。伊里奇在病痛中突然聽到一個聲音：“你要的是什么？”他要的當然是活下去，那個聲音又說：“像你以前那樣活著就算舒適而愉快嗎？”也就是說，伊里奇一生操勞而獲得的金錢、地位就是幸福嗎？如果這是幸福，那么，當死亡來臨時，幸福也就消失了，這幸福也太不長久和可靠了。托爾斯泰在耕地，1887年。向死而在人活著都得有一個目的，無論這目的是什么，否則人們就會感到迷惘。伊里奇一生的追求并不過分，人人都是這樣想的。但是，死亡總是使生命的全部目的失去意義。“要是生命就這么可怕，這么沒有意義，那么為什么我必須死而且還死得這么痛苦呢？這里一定出了什么差錯了！”接連幾天，伊里奇躺在床上，他的精神比肉體還要痛苦，回顧自己的一生，他突然想：“要是我的全部生活真的都錯了，那又怎么樣？”就在這樣的反思中，他發現，他一生所有的成功都是毫無價值的。沒有人能像托爾斯泰這樣把一個人臨終前的場景表現得如此真切：整整有那么三天，時間對他來說是全不存在了。他掙扎在那個黑咕隆咚的口袋里，這是一種看不見而又無法抗拒的力量把他推進去的。他就像一個被定了死罪的人在劊子手的手里掙扎著那樣，明知道他是挽救不了自己的。他每時每刻都感覺到，盡管他使出全力在抗拒，他還是在越來越接近那個把他嚇壞了的結局。他感到，他的痛苦都是由于他被塞進那個黑洞洞里，而更痛苦的是，他被塞進去時未能把方向搞對。之所以未能把方向搞對，是因為他相信他的一生是正當的一生。這個為他的生活辯護的理由死死地抓住他不放，這就使他不能順順當當地落下去，使他受到最大的折磨。伊里奇終于明白，他以往的生活都是“不對頭”的，盡管什么是對的生活，他已經來不及弄清楚，更來不及糾正了，因為生命不能回頭，不會給你任何機會。他為給親人造成痛苦而請求他們寬恕，以便把他們從痛苦中解救出來，也使自己得到解脫。作家讓伊里奇在臨終前仿佛得到某種啟示，高聲喊道：“多么歡樂啊！”就像人們編造歌德臨死前說出“多點光！”，托爾斯泰的儀式感同樣強烈，給伊里奇的臨終安排了一個莊嚴的排場。不管怎樣，伊里奇雖然是個兢兢業業的平庸官僚，一生沒做過多大善事，也沒干過什么惡行，但他比許多人都要有心。他終于看清了社會的虛偽，從他最后的心理活動，讀者能得出托爾斯泰未說出的話：幸福在自己心中。最后時分，“他吸了一口氣，在嘆息中間停住，伸直了身子，死了。”對于現實主義文學來說，死亡往往意味著終結。就這樣，托爾斯泰在這篇小說中通過人性體驗到死亡，又通過死亡考察了人性。盡管托爾斯泰在《懺悔錄》中已提到理性的局限，但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仍然是理性的心理演繹，我們視之為幸福的許多東西未必是真正的幸福，到頭來一切都是虛幻。就像俄羅斯的一句諺語：人只需要三俄尺的土地。在伊里奇身上，已經顯露出托爾斯泰的“懺悔貴族”形象。我想，無人會懷疑托爾斯泰的真誠，他晚年舍棄家產，離家出走，最后猝死于一個小火車站，他那樸實無華的墓地被茨威格譽為“世間最美的墳墓”，這可以說是回應了伊里奇的反思，也體現了作家本人的追求。《列夫·托爾斯泰：逃離樂園》，作者：[俄]帕維爾·巴辛斯基，譯者：何守源，版本：浙江大學出版社·啟真館 2023年7月。這篇小說不禁讓人想到海德格爾的《存在與時間》，托爾斯泰去世（1910年）后十七年，海德格爾發表了這部哲學著作，仿佛是在回應托爾斯泰的“人應當怎么活著”。他們的共同之處在于，都是基于理性，而不是宗教，將死亡作為一個無限接近的終點，一個深不可測的黑洞，然后反過來體察生命的全過程，從而發現本真的生存。所謂向死而在，正是托爾斯泰這篇小說的主題。我發現，無論是托爾斯泰（至少在這篇小說中），還是海德格爾，他們對死亡的思考都帶有某些東方的色彩，即在死亡的深淵前停下腳步，沒有繼續沉入黑暗。死亡的意義只是在于對生存的思索，要么是托爾斯泰的博愛，要么是海德格爾的詩意棲息，都是在回答什么是真正的人生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在現代人眼里，生與死終歸是絕然不同的，大多數人都是伊凡·伊里奇，只要還活著，就很少有人會放棄世俗價值的追求。重讀《伊凡·伊里奇之死》，我仿佛聽見托爾斯泰那飄散在茫茫時間中的微弱聲音。托爾斯泰，1908年。作者/景凱旋編輯/張進校對/柳寶慶
